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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腾飞:论红木家具设计“六品”
信息来源:吴腾飞官方网站信息中心 更新时间:2015-07-15 收藏此页

中国文化的内容注解,历代以来均寄于器而传于世,赏于器而化于文。

无器不成文。文,只有藏于器方能留于世。中国传统家具就是反映中华文化的一大文器。

自中唐韩愈“古文运动”以来,中国的思想文化就产生了巨大变化,尤其是“援佛入儒”,由周敦颐、张载开先河,以程颢、程颐兄弟完善,成就于朱熹的新一代思想精神之集大成者宋代“理学”,影响至今,生生不息,脉脉流传,更影响了宋代三百多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等,诸多方面无不受其淋浸。

考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高峰“宋文化”,就不得不深究“理学”,否则根本无法理解宋朝文化艺术上的发展源流与脉络。明朝承袭宋朝的思想精神,更在朱熹“理学”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另一高峰“心学”。王守仁此学的根本,在于理学中融入了禅学的精华,而禅学在宋明理学中找到了精神“寄体”。

宋瓷五大名窑,探究其设计源头,都内在思想都离不开“理学”精神,更离不开“禅意”。始于唐王维,成于宋而盛于元的“文人画”,更是“禅心墨意”。在中国传统建筑、园林、书法、绘画甚至日常生活的“诗酒茶花香”中,更是处处充满禅心思想。

明式家具虽成于明,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实则在宋。明式家具的内在精神,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禅宗艺术思想,如离开此就不可能有明式家具的风格概念,也就创立不了一代家具的艺术高峰。明式家具的产生,与“禅学”精神思想是一脉相连的。 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器以载道”的直观呈现,红木家具自问世以来,就不断被人追索其作为“器”的架构与蕴涵其中的“道”的价值。其实,无论作为“器”,还是承载“道”,红木家具都有一套独立的标准。它兼容技术与文化,在其以实物为语汇的叙事系统中,隐含着以文献为语汇的叙事系统,包括诗词歌赋、书法绘画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等等。明代以来,这两套叙事系统开始沿着共同的走向,向着丰满一途发展,并共同构成了自明代以来影响至今的红木家具设计标准,这些标准鲜明而丰厚,姑且称之为“六品”。

一、敬天化心

源于周礼的“敬天”,是指对昊天与神祇的敬畏;“化心”,则指改变心性。

敬天化心,就是用敬畏严谨的态度去学习与顺应自然规律,并用其指导改变人之心性,改造万物之性。这是对世界万物最高精神境界层面上的理解。

《易·系辞上》:“一阴一阳谓之道,循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”中国文化本质上是“重生”“乐生”的,直接体现为敬重自然万物,顺应天道之律,遵循地道之成,恪守人道之礼,方能刚健中正,从而令生命无穷无尽,生生不息。亦能于此中化物归心,寄情于思,在创新思维上走进自然之道。

“道法自然”乃中国文化之最高化境,而此境最关键在于“化物心”“敬天心”。心乃万物之本之根,心生于万物,心即“天”,心即“一”,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。

敬天化心,是创新的自然之法,也是设计者思想、精神、灵魂所在。它之于设计,犹如溪水之于源头。

二、承文载道

古人在制器时,首先关注的不是器形之有形固定之结体,而是先行领会所制之器具需要传达的意义、思想、本原,并在制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融入其中。

因此,设计师在创作时,首先考虑的是要表现作者的思想,以及达到那一层面精神寄托的要求。只有“意在笔先”“胸有成竹”,方能挥洒自如。

我在设计“竹林七贤”时,首先确定的立意便是“七艺”:画、禅、棋、诗(思春)、琴、博古、香。而此“七艺”的先行立意是创作前的根本出发点,而绝不是在作品完成后再去补充内容。否则,就无法达到“承文载道”的目标。

承文载道,所承的是传统文化之“生活艺术”,所载的是传统文人的精神追求之道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诸多文人创作并遗世的精神作品,在诗词中尤其得到充分体现。“大漠风尘日色昏,红旗半卷出辕门”,点出了王昌龄行军途中感受到的“雄浑”,“雄浑”就是他在作此诗时的主观出发点。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,道出了他所体悟的禅道之“平和恬淡”的意境。孟浩然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,是其“顺其自然”生活态度的自然表现,可谓随手拈来。

我们在赏宋瓷、品元“文人画”,或在“品茶”“闻香”“观花”之时,均能发现充溢其中的心境。此心境,就是对此的个人感受,甚至在此过程中“感悟人生”“观睹净土”,成就一件优秀的作品。

优秀的作品不仅仅是给观者一件器具而已,这只是表面;更让其感受到作品的内在思想,并让其产生精神上的改变。这就是设计中的“承文载道”境界。

我在设计“盛世华钟”时,想要表达的是人生应对“生命时光”的体悟,让观者在忙忙碌碌的尘世烦劳之中,多一份清静之心、感悟之心。在设计“二十四孝图顶箱柜”时,则是表达对当下“孝教”失落的一种思想。在今年的新作“文斋一号”中,设计的本意是呼唤传统文人士大夫用以寄身修学、“格器正心”的文斋精神的回归。

三、写形得韵

“以形寄韵”“韵生气动”是古人对器具的最高欣赏标准。谢赫在“古画品论”中提出的“六法”,首要便是“气韵生动”,而后才是“骨法用笔”。

“骨法用笔”亦可指我们制器时的工艺标准。

对传统国画的评判,宋代黄休复在《益州名画录》中提出了“逸、神、妙、能”的品评标准。对“逸”的定义是:“规矩于方圆,得之自然,莫可楷模,出于意表。”

陈宝光先生在品评家具时,把“神品”放在最高层次,也许是要表达他对当下中国家具设计还无人能达“逸”品的思考吧。

“逸”即“韵”。此乃无影无踪、最难把握的标准,完全由个人心性修养所决定。它是设计师对世态感悟之后一种自然艺术的流露,强求不得。

在我国明式家具中能达到“韵”境的,也是少之又少。而“韵”寄托于“形”,对器具的“形”把握不准确、拿捏不到位、理解不深刻,阅历与品位均欠缺时,自然就谈不上“韵”了。因此,先立形后成韵,此“形”非彼“形”也。

四、精工精艺

王世襄先生在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中对家具的“种类和形式”“结构”“造形规律”“装饰”“用材”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此乃制器工艺的载体,由古人历代口口相传,在不立文字的民间工匠中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家具制作应有的标准。

《考工记》言“天有时,地有气,材有美,工有巧”,合此四者,“然后可以为良”。“天”即是“敬天化心”,“地”即指“承文载道”;“工有巧”则不妨视为“精工精艺”的一种设计与制作精神。又言“圜者中规,方者中矩,立者中县,衡者中水,直者如生焉,继者如附焉”。古代匠人用虔诚之心、虔敬之情,不惜耗时、不吝工本的制器理念,在当代已成为“短缺”。“精工精艺”从另一角度解释,就是一种“制器精神”。若无此精神,则不可能有“精工”与“精艺”的作品留世,也谈不上“器”的概念,充其量只是一件“用具”罢了。

古代家具设计的诸多标准,其实也存之于现代设计之中。国务院于1998年教育部将学科目录的“工艺美术”专业更名为“艺术设计”专业,目的是以设计为制器的先导,把设计概念进行艺术化地提升。让其充分发挥设计工艺价值。把“设计”作为一切器物制作的前提工作,对诸多内在制器工艺要求均从“设计”层面予以解决。唯此,才能真正提高器具的工艺价值,并赋予其生命力,揭示设计的真谛。

五、融境合器

“境”指存放器具的场所与环境。不同的器具,必须有与其相符、与其相合、与其相融的环境匹配时,才能更好地展示其本质的、耀眼的一面。

“明式家具”的发展,离不开“园林”这一展示环境。明中期文人隐逸与园林复兴,是推动“明式家具”发展的一大诱因。反映在当时士大夫居室装饰上,其表现即是“好精华”的追求。除了叠山理水、名花奇石、亭台楼阁的外部环境,更在内部环境营造上,处处显露诗文词赋的文雅意蕴,充分运用罩、栏、格、扇、匾额、楹联、书画,以确保居室环境与室内家具陈设融合无间,体现个人的生活趣味。明计成的《园冶》、清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以及诸多文献中,均指出了与家具配套的展陈环境的重要性,当代“装饰设计”更是成为一门专科。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体,今人在家具设计时不能“断章取义”,进行“裁断式”的单项设计,而应考虑与此对应的内部环境及家具展陈设计,使其作为与家具设计同气连枝、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六、配器陈置

虽然把“配器”“陈置”作为传统家具设计“六品”中的最后一项,但其实它在整体设计链中是非常重要与独特的环节。它等同于服装设计中的“点缀品”,食品中的“调味品”某种程度上起着“点睛”作用,所以单列一“品”。

古人对“配器陈设”已作了较多研究,认为于房内陈设相关的配器,可以彰显主人的审美品位与精神追求。因此,“配器陈置”是中国独具的传统文化,并已成为一门“文化绝学”。

这一认识,来自于“一是皆发修身为本”的传统理念。房间是汇集多种文化精华器物的场所,除了家具之外,文人往往在房中陈置不同器物,如“供石”体现的风骨神韵之义;“瓶花”体现的闲逸清雅之情;“盆玩”之俯察地理、远取诸物,引自然大天地于室内小天地的移天缩地之功;“熏香”之怡养性情、安心宁神之效;“造像”之禅思入定意境——它们无一不是中华深厚绵长文化集成在器物上的反映。这些器物在室内与文人朝夕相处,吐故纳新,发展出了中国独有的“文房清供”文化,古人光记载此项内容的就有45类之多。明文震亨《长物志》、屠隆《考槃余事》、高濂《遵生八笺》、李渔《闲情偶寄》等,均对此进行了精辟独到的理论注解,对“文房清供”“器具陈设” “挂画插花”“场景布置”“审美标准”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,形成了引导自明代以来直至今天让我们依然深受影响的理论体系,更在当时形成一门“实用”的显学,促进了各种“器物”的空前发展。

器物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,以不同的功能、多变的造型、丰富的材质,以及繁复的制作工艺,同居家环境,家具布置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生活世界,同时反映了主人的文化、见地、修养和审美趣味,自然也反映了主人的全面修养,所谓“探赜钩深”也!

结束语

撰写此“传统家具设计六品”,主要是有感于当下对传统家具 “文化”理解上的阙如与不足。既然传统家具是中华“文器”,那么,它“文在哪里”,如何“寻文”,又如何让“文”与“器”相互辉映?尤其在传统家具产业大发展的环境下,其文化设计更显捉襟见肘。

此“六品”概念,是对传统家具基础性的“形”与“艺”的上下延伸。前三品提出了“形而上”的标准,也就是文化性的概念探索;后二品则是对“环境”与“陈设”的延伸。六品结合,对传统家具提出了更高要求,也使其更加饱满。此“六品”的探索性建构,也从侧面论证了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融会贯通,拥有共同的文脉。而不同的相关文化正是我们”家具文化”的润身之母,涵养之源。只有承源接文,相互献化时我们的传统家具文化产业才能更好地滋润生长,生生不息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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